摘要：钳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多年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延伸的属地壁垒

　　

　　如何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固有思维，推动一体化发展，是京津冀地区当前面临的重要考验。这样的背景下，三地对于即将出台的规划寄予厚望。

　　事实上，如果不能真正协同，依然纠缠于各自利益得失，“规划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文长接受《财经界》记者专访时指出，钳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多年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延伸的属地壁垒。

　　显然，要打破这个坚固壁垒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王文长提出，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所在，而财税体制的改革又是重中之重，实现区域利益的一体化是推动其他方方面面一体化发展的先决因素。

　　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中还应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应该引导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但不要过度干预，产业转移、产业投资等经济领域的活动应由市场去发现与衡定。

　　属地经济

　　“京津冀一体化”并不是最近的提法，谋划早已有之。而且，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较，京津冀地区不仅包含我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节点。

　　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地位显赫、发展优势明显的区域，从1986 年提出“环渤海经济圈”概念至今，尽管其中官方和民间也屡有研讨，甚至还形成合作文件，但京津冀一体化依然在原地打圈，多年来始终没有实质性突破。

　　对此，王文长分析指出，北京政治中心的功能定位，给京津冀地区打上浓厚的行政色彩特点，这在某些条件下会带来很多有利因素，但也会给区域合作带来特别的烦恼：由行政管理体制所延伸的属地壁垒长期难以撼动，行政区经济与属地经济成为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头号障碍。

　　就定义解读，他表示，行政区经济与属地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属地更加凸显权力主体、权力约束、权力意志强调权属的动态关系，行政区则以相对静态的行政权行使、行政管理区域、空间形态呈现，权属欲望的张扬与缄默是属地与行政区意蕴的细微差异。

　　而正是这种意蕴的细微差异传递到现实生活形成的“蝴蝶效应”便产生了行政权渗透于经济关系在地域空间的属地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概念差异。王文长表示，与行政权相关联的行政区经济以行政区域为地域空间单元组织经济活动，行政权渗透于经济关系，权属欲望的张扬、强化，便导致行政区经济转化为属地经济。

　　属地经济，简言之，就是行政管辖权主导、调控的权力域经济关系和形态。其与行政区经济突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合及地域空间共同利益相比更加凸显经济运行的权力意志，经济运行贯穿行政管辖权的权力约束，形成以行政管辖权为权益中心的辖属区利益中心形式整体。所以，属地经济强调的属地原则，更加突出经济权益的属地主体意识，并以属地福利强化本地的内聚强度和行政权威。

　　王文长认为，属地经济张扬的行政权欲望，把经济运行的轨迹推向强化行政权主导的方向，如果说行政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地域空间经济运行形式上存在行政区利益本位取向、在建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存在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协调的话，属地经济则在行政区经济行政干预诉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行政权益的中心地位，把市场机制的功能发挥约束在经济行政权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从而使行政区经济彻底呈现为行政权力域经济。

　　由此不难看出，“属地经济现象的存在及其普遍性改变了面向开放趋势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秩序，行政权力域的利益主体及单元占据着经济关系格局的各个节点，市场经济关系在遭遇并经过属地经济权利域的暗箱之后，已不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关系。” 王文长表示。

　　基于京津冀地区的这一独特特点，王文长提出，要打破属地经济的行政壁垒，必须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一种实质性的一体化机制，比如联席会议制等。“行政管理一体化后，才能推动社会管理包括基础设施、交通等各个领域的一体化合作。”

　　这其中，推进区域内的财政一体化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王文长认为，只有先实现了区域利益的一体化，才能推动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体化发展。

　　关于这一观点，国际经验其实也有先例可鉴。1834 年由38 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不仅有助贸易往来、减少内部竞争，更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谁是主导

　　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即什么该由政府引导、什么应交给市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效也至关重要。

　　从长期实践看，在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意义重大，作用无可替代。然而，市场的缺位也使本该开放创新的区域内存在了诸多复杂因素，如产业转移造成的污染转移，以及重复建设

　　引起的浪费等问题。

　　如何让这些因素自动消弭于无形，王文长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正确认识什么是区域协同的主导因素，是政府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广东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其包含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等四片区域。

　　相较广东地区，王文长认为京津冀无论从面积、人口、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或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比重等方面都与其非常接近。不同点则在于，京津冀地区是政治中心，偏重行政权力主导；而广东则有着更加开放的空间，区域内的各种经济活动能以市场为主导。

　　专研区域经济发展多年，王文长认为确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者非常关键，必须正确厘清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合理分工，发挥好各自优势。

　　具体到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上，王文长认为，政府重在引导和监管，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强推各种合作。

　　以产业转移为例。眼下看来，无论是转出方还是迁入方，长期的行政区经济体制下，双方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方不舍将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企业转移出去，转出去的都属“三高一低”企业；一方则认为我凭什么要接受你们不要的企业。双方政府俨然忽视了企业最重要的自主选择权。

　　事实上，物竞天择，企业转或不转，应由自己说了算，它们可以根据市场所给予的条件做出合理选择。王文长表示，企业在哪里投资、在哪里注册、研发、生产，产业向哪里转移，可由市场去发现和判断；政府重在引导和监管，强推反而不一定起到好的效果，比如，区域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重复建设其实就是政府过度干预下的一个典型问题。

　　但无论怎么转，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还有多少利益博弈，有一点可以预见，舍小利才能谋取大发展，眼下问题各异的京津冀三地只有协同发展，才能突破现有的发展局限，实现整体利益扩大化，从而分享到更多利益。秉承这样的理念，王文长期待京津冀一体化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并通过长期有效协同形成一个区域合作的样板。

 

关键词:属地,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