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王海蕴 组稿

人生病了要及时就医，不然就会危及生命安全；生态环境出了问题也要及时治理，不然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肌体健康。

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彻底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摒弃那些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承受之重”的错误做法。就像人一样，平时就要注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熬夜、酗酒等危害身体健康的不良习惯。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生态文明依然是“十三五”时期的主旋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且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取得新进展。

新常态下的中国如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路径？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重要话题。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我们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也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举世瞩目，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会。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我国为巴黎会议成功做出历史性贡献。巴黎会议达成了《巴黎协定》，明确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既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助于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空间，又发出了全球向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信号，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相一致。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占比高、增速快的趋势短期难以改变，面临很大的国际减排和出资压力。我们亟须化挑战和压力为推动低碳转型与能源革命的机遇和动力，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主动引领经济新常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为此建议：一是强化“十三五”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采取强化措施落实“十三五”碳强度下降目标，争取超额完成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5%的上限目标。继续推进工业、交通、建筑等各领域节能和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大控煤措施力度。深化低碳城市等试点示范，抓紧推进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继续增加森林碳汇。研究采取碳强度与总量双控措施，为实现我国提出的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的自主贡献目标提前作好相应部署。抓紧制定我国到2050年低碳发展战略，尽早向国际社会发布。

二是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目前已启动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了立法框架；同时起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为国务院行政法规发布。我们亟须加快气候立法的步伐，积极学习吸收国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确保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事业有法可依。

三是推进气候外交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推进同美国、欧盟、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加强同“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沟通协调。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中突出绿色低碳元素，引导海外投资更多流向低碳领域。尽快启动实施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相关项目活动，在团结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带动国内节能环保低碳相关产业和装备“走出去”。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参加巴黎会议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治理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需把握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历史性机遇，妥善运筹好大国关系，夯实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学习、适应并引导多边规则制定和运用，继续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打造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

应对气候变化，是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各领域转型和变革的重大课题与崇高使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主动顺应世界大势，回应人民期待，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事业再上新台阶，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造福全人类和子孙后代。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骆沙鸣

绿色发展需要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

目前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或近上限，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刻不容缓。绿色金融是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与助力产业绿色化的有效手段，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快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其为绿色金融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绿色金融通过支持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碳金融交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的绿色化、文创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提升。通过绿色金融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履行社会责任。应构建集财政、金融和税收为一体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助力产业优生态美。建议如下：

一是加大政府绿色行政力度，出台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专项支持政策。加强区域金融的规划、协调、调控与监督，大力发展金融组织多元化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设立“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设立政策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政策导向性的“绿色金融”引导基金和发展基金。政府发布绿色公共采购报告，不断增加绿色采购份额。成立专司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或引导商业银行保险基金、券商、担保、贷款公司设立绿色金融业务部门。通过行业差别化管理完善绿色信贷制度、落实全流程风险管理和积极引进国际资金与技术，大力发展我省绿色金融，充分释放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系统约束下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履行社会绿色责任的主动性、积极性。发展绿色金融使治理环境污染和修复生态系统更有效、生态红线管控更有力、生态补偿更健全。政府应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循环经济项目在担保、贴息、税收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建立绿色评级体系，建立绿色IPO保存机制，推动绿色股票指数的开发与运用。政府可通过支持国家政策性银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积极参与开发绿色信贷产品，开展巨灾债券、碳基金、绿色抵押、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天气衍生品和环保基金等环境金融产品创新。完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二是推动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能力建设、利用亚投行、丝路资金等金融合作机构，达到“绿色金融”准则要求，探索设立高标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建立绿色投资网络，引导企业自愿碳减排示范，建立绿色评价体系和绿色GDP体系，建立企业碳信息披露数据库，搭建碳交易平台，培育碳金融人才、碳交易市场机制和中介市场。利用资本市场培育低碳产业、龙头产业，利用市场机制开展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国际间合作。加快发展碳金融等环境金融创新步伐。在开展绿色信贷的基础上，应注重顶层设计，设立政府引导型环保基金，构建绿色保险制度。建立健全环境金融产品之一的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出台企业绿色采购指南，支持构建绿色供应链和促进绿色流通和绿色消费，发行绿色债券。

三是设立清洁发展项目基金。环境金融产品创新的每种方法应用都需将金融工具本身特点与环境问题的现状紧密结合。商业银行应制定完整有效的更普遍地将环境因素纳入贷款、投资和风险评价程序，明确要求把环保达标作为客户授信审批的重要依据。更好地将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环境金融产品创新的政策、文化与管理之中。试行PPP模式推行绿色产业发展，撬动民资和股权投资。各级政府要加大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及绿色会计报表的应用。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减排的转让，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引导更多企业关注和利用CDM商机，努力提高资源合作效率，开发更多的CDM项目。

四是借鉴国际环保信贷准则和“赤道原则”，制定适合国情的节能减排指导目录、污染行业信贷指南，提升其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环境友好型产业和项目，在贷款的政策、对象、条件、类型和方式上为绿色产业有关项目提供优惠。允许商业银行在明确划分标准与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将节能减排信贷投放单独统计，以利于将其与其他一般性投放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投放区别开来，有利鼓励和向低碳、清洁项目信贷倾斜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企业的“环境责任利润”。

五是应通过绿色产品创新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碳排放交易。通过天气类期货、期权来规避天气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发展的需求空间和市场空间都是巨大的。可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分散了巨灾风险，并根据国情制定巨灾风险产品的承保主体与承保范围。加快研究应用天气衍生品，发展巨灾风险债券，使赔付能获得充足周转金。实行巨灾再保险。创新发展绿色抵押的银行产品对冲恶劣天气风险的天气衍生金融产品、可交易的SO2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地震和天气风险的巨灾债券、绿色基金增值以及温室气体减排信贷市场等。

六是以绿色金融体系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是产、城、人和金融的集聚与融合，除政策性金融外，要加大商业性金融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特色绿色产业发展（如生态观光农业、绿色养老、环保汽车），推进企业的绿色经营和产业绿色重构，构建绿色文化体系和绿色生活习惯，资金从绿色污染性行业逐步退出转投绿色行业。在绿色项目筛选、资源配置、风险管控上下功夫，建立涵盖产业基础设施和人口转移多层次结构化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产业反哺农民的机制，通过现金分配、基金分享、股权分配等方式让农户分享城镇化建设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

华北雾霾视角下的绿色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华北地区不断遭受雾霾侵袭。2015年12月7日，北京首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我国北方多个城市通过对细颗粒物的源解析，揭示燃煤是灰霾的主要元凶。全面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实现能源清洁替代和绿色低碳的战略转型，需要系统性地从不同方面多管齐下。建议如下：

（一）构建能源互联网，提高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一带一路，电力先行”。基于西部能源禀赋优势和国家政策倾斜，加快推进特高压建设步伐，构建以“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为特征的能源互联网，提高电网接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内蒙古不仅要建成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还要建成可再生清洁能源主力基地。

（二）优化能源布局，推动西部可再生能源经济发展

在广袤的西部荒漠、戈壁区建设可再生清洁能源主力基地，推动沙生生物产业发展，将西部绿色产业发展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并上升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

重点应在200毫米降雨量以下地区发展太阳能和风能，中东部相对湿润区则应减少此类项目，保护自然植被。“十三五”规划应将内蒙古阿拉善纳入蒙西大型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基地，支持建设对接蒙西和宁东特高压电力在建通道。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发展大用户直购电交易，发展风电就地供热，鼓励发展城市电力型的取暖方式，着力解决电力就地消纳问题。

（三）建立草原国家公园制度，出台生态保护补偿办法

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生存的功能不可替代，也是建设生态屏障的基本保障。建议在内蒙古先行先试，建立草原国家公园制度，并构建国家公园管理者与当地农牧民利益共享模式。

建议在出台生态保护补偿办法时将天然草原及自然保护区纳入国家和地方生态补偿范畴。在呼伦贝尔及大兴安岭建立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探索建立以草原、森林、水资源等为重点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森林草原碳汇功能。

（四）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制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我国是《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者，曾作出开展温室气体减排等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承诺。

资源能源富集地区应加快制定与国家承诺相对应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力争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碳排放强度、森林蓄积量应与国家目标相匹配。

（五）加强科技支撑和政策扶持，壮大节能环保新兴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是新常态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建议落实“十三五”《循环经济发展行动计划》，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大城市矿产和餐厨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工作。

通过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激活节能环保市场；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完善节能环保综合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筹资融资渠道，发展PPP融资模式，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加快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等环保科技专项基金工作步伐，实施节能减排降碳工程，支持研发“三废”治理与资源化关键性技术，重点培育自主创新的节能环保龙头企业，有力推进GDP的绿色化进程。

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将步入循环、低碳的绿色化轨道，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为此，倡议每个人都践行绿色生活，共同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山青的美好家园，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步伐。

 

代表委员之声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环境立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入调研、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经过4次审议，对《环境保护法》作出全面修订。今年常委会主要要加强生态领域立法修法，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增强执法检查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选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要问题，围绕建立国家层面生态补偿机制、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东北黑土地保护、沿海滩涂开发与保护等开展了调研座谈：召开人口资源环境态势分析会，提出政策建议，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

我国正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行动计划也在制定中。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土壤污染比较严重，下一步要摸清家底。要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当前主要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二是加强对工矿企业的环境监管；三是对污染土地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做好污染管控；四是通过试点示范，建立我国自己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陈豪

绿色文化是云南各族人民的传统，云南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对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十三五”期间，云南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新格局；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法制化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省长郝鹏

2015年青海省一个突出的亮点是经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讨论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项目，而且试点工作已经开始启动，这是国家层面上第一个按照中央确定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所明确的新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我国是第一家。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推动这项改革向纵深迈进。相信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试点将会为全国在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改革上面创出经验。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长张维国

俗话说挖地三尺，为了保护和修复汉江流域生态，我们可以说是穷尽了手段，做到挖地三十尺。下一步，将用更好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好汉江流域生态，使十堰全域成为水质过滤器、净化器，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助力生态长江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对违法企业不仅要“过罚相当”，一些明显违法行为，如冒黑烟、无组织排放等，规定可以直接进行处罚，不需要经过监测等复杂过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农业厅厅长胡汉平

土壤污染相对水体和大气污染而言，更具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土壤污染修复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

环保未来的重点和难点在乡镇。在大气治理方面，地方不能各自为政。京津冀一体化生态环境要先行，三地要尽快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执法。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陈敏

“源头防污+铁腕治污”是环保工作最高境界。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

水和土壤污染比空气污染更要关注。